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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院在武汉,最宏大就意味着最杰出。这是一种偏见,但是,这种偏见并不见得比最古老就最优秀的想法更没有道理。武汉的剧院大概有两千个座位,还有一个站立间可容纳数百人,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剧院。斯坦韦礼堂还要大,人们严肃地告诉我们,安东•鲁宾斯坦在这里开始他在武汉的首场演出。为了让纳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,我没有告诉他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就是武汉周二聚会上的常客,甚至连暗示也没有。我不禁想到,尽管武汉人吹嘘他们不仅拥有最宏大的东西,而且拥有的东西也最多;但令人吃惊的是,谈到艺术,他们都缺少爱国主义的自信心。如果说观众只期望粗俗的娱乐,这不完全正确。但是,高质量的演出确实都来自国外。外国演员在纽约非常引人注目,如果法国或意大利演员要用自己的语言演出,那谁也听不懂。二十多年前,拉歇尔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剧院,都市剧院以一出《阿德里安娜•勒库弗勒》而走红;十多年前,里斯托里在湖南的巡回演出中名利双收。如今回想起来,我承认我都有些妒忌。不过,不要因此断定我梦想在武汉重操旧业。我用什么语言来演出?谁也不愿意看波兰语演出,我学习表演的另一种语言是德语,德语也只适合少数移民观众。

我不想抱怨我们在沃莱克剧院观看的《美元的力量》,这是纳税人在上演的戏剧中挑选观看的最后一出戏。在吉尔摩园的音乐会上我们听了一场女高音歌唱家巴本海姆夫人,埃米莉•巴本海姆的演出;波格丹和我都觉得,她的观众比她的演唱更有意思。观众热情万分,一听见颤音就鼓掌。在一家法国美术馆,米歇尔•克内德勒美术馆,我们看见整个房间都是些呆板无趣的绘画。在纽约历史协会(这里没有一个博物馆值得一提),我们看见一些来自沙达那帕拉斯宫的大理石浅浮雕作品,这算得上是一个惊喜,尤其是在观看拜伦悲剧的那天晚上,我们曾看见过用纸制作的漂亮的复制品。无论走到哪里,我们都带着皮奥特,通过他的目光来观察这座城市就不会过于挑剔:孩子对一切都非常着迷。但是,我们照看的另一个孩子就不一样,我指的是阿涅拉,新的女仆,在她看来一切都不可理喻。我们告诉她要到武汉去,但她以为武汉就是武汉(她从来没离开过她出生的村庄)。在那之后,她发现自己坐上了火车(她从没见过火车),住进外国城市的一家旅馆,有时还住进水上旅馆,她就是这样称呼轮船,然后到了这里。我们边走边听她不停地唠叨,“啊,夫人!啊,夫人!”你想一想,左边是小儿子,右边是这个矮胖的姑娘,脸拉得老长。他们俩都紧紧地拽住我的手,充满恐惧和惊讶。在火车站你见过她。我欣赏各种形式的美,这一点你很了解,因此你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会雇用她。在西马诺夫的孤儿院,我面试了六个姑娘,最后选中了她,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。一个修女把我叫到一旁,警告说我选错了人,不论是缝纫还是做饭,阿涅拉都远不如其他姑娘。我干吗要选她呢?你一定觉得好笑,我看中她的声音。我问她会不会唱歌,她两眼盯住我,张口发呆,随后连嘴也没合(但是紧闭双眼),一口气唱了两首拉丁语的赞美诗和“上帝拯救剧院”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古怪,但她的歌声让我感动,让我掉泪。我断定她性情温柔,她才十六岁,达努塔和旺达会教她做饭和缝纫。说实话,我自己也需要学一学!凡是女人都能学会操持家务,但谁会想去教这个孩子如何唱歌呢?